三、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的核心机制与效能
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内的数字技术已深深融入政务运行，说明以权力监督的智慧化提升权力监督效能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基层监督数据化、精细化，实现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更加科学、严密、高效，业已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重点工作。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可通过权力运行的在线化，以用权公开的方式实现全过程监督。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务运行的基础就是权力运行的在线化。政务信息的生成、流转都在数字平台上运行，就必然会形成权力运行痕迹。依据这些痕迹及其回溯机制可以较好地实现对权力的全过程监督，包括对权力运行的事后追究等。
第二，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可通过权力运行的标准化，以阈值管理的方式实现实时监督。在传统的监督实践中，监督通常发生在事后，更多的是事后问责。但事后问责的成本很高，不仅会增加整个公权力体系的正常运行成本，还会增加权力监督本身的成本。而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可以用监督覆盖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其具体方式是，通过权责体系的标准化制定，为权力的规范运行设定标准和轨道。一旦出现与系统设定不符的现象，系统则立即发出提醒，使相关部门能够及早发现并处置权力运行的失范行为，甚至可以通过趋势分析进行权力失范行为的风险预警。换言之，数字技术以刚性的制度与程序约束将自由裁量权压缩在合理的空间内，以技术约束权力运行，增强对权力运行的问责。
第三，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可通过数据的共享与整合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信息是监督的必要条件。没有信息，监督就无从谈起。在传统的监督实践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始终存在，即监督对象的实际信息与监督机关所掌握信息之间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基层监督不能对监督对象的所有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精准监督，甚至在提取信息时会出现“打草惊蛇”的情况。而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首先可以建立所有监督对象的数字档案及其关联档案，为纪检监察办案提供基础信息；其次可以联通多个基层治理相关数据库，通过数据库之间的碰撞、组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通过将“三资”管理、惠农政策补贴、脱贫攻坚等数据整合到权力监督平台中，基层监督可以通过数据库的比对发现权力失范行为。
第四，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可通过整合多重监督力量，以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当前，中国国家监督体系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较为明显。对公权力的监督主要包括纪检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媒体监督、公民监督、网络监督、社会组织监督等。但这些监督力量仍然呈碎片化分布，没有形成较强的监督合力。因此，寻求协同效应是权力监督体系的必然要求。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监督合力和协同效应的提升有其必要性(赵园园、张明军，2020)。在此过程中，凭借数字技术构建的监督平台可以较好地整合现有监督力量，在监督平台上进行信息的汇总与分类处置，从而提升监督力量的聚合效应。
总之，数字技术通过在线化使权力运行过程留痕，从而做到痕迹管理与行为回溯，以痕迹管理带来的震慑力降低基层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数字系统通过设定，将各权力主体的权限责任限定在特定轨道，使其不能作出超出数字系统设定权力或阈值之外的行为，同时不可增设或减少权力运行的必要环节，从而形成权限管理与流程约束机制。纪检监察机关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构建基础信息库，整合其他部门数据，通过数据库的信息碰撞实现基层监督。此外，基层监督还要构建其基于数字监督平台的统筹聚合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

 
四、双维控权：数字技术形塑基层监督体系的进路
基层监督，监督的是公权力。换言之，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和单位都应当受到监督和权力约束，即“控权”。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分为对监督主体的权力监督和对监督对象的权力监督。所谓监督主体，主要是指各级纪委监委，即行使监督权的主体；所谓监督对象，主要是指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等权力的主体。在已有的关于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权力监督的研究中，更多讨论的是对监督对象的监督，而忽略了对监督主体的监督。实际上，对监督主体的监督和控权是不容忽视的。监督权的规范行使对整个公权力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监督如果疲软，则会打破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平衡，以致无法实现监督保障决策与执行的效果。反之，过度监督又会让决策权、执行权无法正常运行，甚至使行政公权力的主体出现不敢作为的情况。因此，运用数字技术实现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双维控权，是数字技术形塑基层监督体系的基本进路。在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和重要环节，也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要正确认识把握监督和治理的内在关系，充分发挥监督的发现、评价、纠偏、完善等多种功能；通过发现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国家治理能力短板、不足和偏差提出预警，对脱轨权力进行修正，进而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对监督对象的控权是当前实践的主要内容，即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基层权力运行的在线化以及基层监督的分析研判。换言之，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工作的在线化水平，使权力受技术规则的约束，也要注重对数据变化趋势的分析，及时纠正权力运行失范的现象，探索腐败行为的分析与预警机制。在实践中，S市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首先将各监督主体的权力、责任和不可为事项进行了清单式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将每项权力的运行流程标准化。其次，S市将这些规范引入数字平台，从而做到在平台上以技术的方式规制权力。例如，在村级“三资”管理中，村干部就需要在平台上根据设定的步骤操作。这一方面对监督对象的权力进行了制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权力运行的专业化程度。更进一步，S市还开发了政治生态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将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与“三资”管理、基层治理四个平台等联通，通过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比对、研判，构建预警模型，对权力运行的失范行为抓早、抓小、抓苗头。同时，S市根据预警结果生成了基层政治生态分析报告，开展分层分类处置，提升了监督质效。总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基层监督主体的监督有效性，做到了监督关口前移，从而降低了基层权力运行失范甚至权力腐败产生的成本。
运用数字技术对监督主体的控权同样不容忽视。对监督主体的权力约束不仅可以保证基层监督的专业性，还可以给监督对象制度上的安全感；不仅可以保证监督主体合理使用监督权，还可以提高监督效能，以免造成对监督对象的过度监督或不当监督。运用数字技术对监督主体控权，最重要的在于将监督权限定在特定的轨道上。具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限定监督事项，明确监督边界，其中包括哪些人应该被监督、哪些事项应该被监督等。所有的监督行为都应发生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其次，限定监督流程，即应该如何监督，监督行为的发生有哪些限定流程、哪些是必经流程。绝不可增加或减少必要流程，因为流程的增加或减少通常都存在监督权不规范使用的现象，甚至可能出现监督权寻租现象等。而上述二者都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更好地实现，以监督权运行的痕迹管理保障监督权的规范行使。S市纪委监委对各监督对象的监督(包括日常监督、派驻监督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进行的，即通过平台的数据和信息对权力进行监督。这大大压缩了监督过程中人为干预的空间，降低了监督权失范运行的风险。总之，数字技术对基层监督体系的形塑不应仅限于对监督对象的权力控制，而且应扩展到对监督主体的控权，从而形成双维效应，从根本上形塑基层监督体系。

　　五、要素联动：数字技术对科层组织与监督信息的整合
　　数字技术通过在线化、数据化、整合化为基层的全过程监督、实时监督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基础条件。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对包含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在内的基层监督体系进行了整体性形塑。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整体性形塑的关键在于将与监督相关的要素整合起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数字技术对科层组织的整合以及数字技术对监督信息的整合，以整合促联动。
(一)数字技术对科层组织的整合
实际上，基层监督的问题不仅关乎基层治理主体，也不仅关乎问题的发生地。相应地，基层监督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基层发力，还需要上级与基层的联动；不仅需要治理单元内的行动，还需要其他治理单元的协同行动。这就需要对科层制的横向与纵向组织进行联通、整合，以实现基层监督整体质效的提升。但在基层监督的实践中，情况往往是纵向空转、横向独立。数字技术为科层组织内部纵向和横向的整合提供了可能。
S市通过公权力监督平台，实现了县、乡、村在基层监督实践中的三级联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县(区、市)通过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加强了对乡镇(街道)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各县(区、市)纪检监察部门能够实时掌握基层案件的办理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进一步规范基层案件办理程序，提升办案质量。此外，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还把县域分散在各方面的纪检监察力量整合起来，科学合理统一调度使用，实现了监督力量的统筹。二是各乡镇(街道)纪检监察办借助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以片区协作的机制实现监督力量的整合与交叉监督。具体来说，监察体制改革后，各乡镇(街道)的监督对象均呈倍数增长，但纪检监察干部的数量增长幅度很小。S市有3名纪检监察人员，其中专职2名、兼职1名。这就使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的地区间协作十分必要。地区之间的协作一方面可以增强监督力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交叉监督的方式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的监督难题。而数字监督在片区协作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其提供了基层协作的平台，提升了协作效率。三是各村社借助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实现基层监督信息的及时上报。各村社遴选监察信息员，负责监督本村社内部公权力的运行情况。监察信息员一旦发现失范行为，可通过与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联通的App将监督信息及时上报。同时，监察信息员扮演着信息收集员的角色，将群众举报的失范行为一同上报。换言之，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群众监督与国家监督的融合，使群众反馈的监察信息实现网上流转、分派处置。
（二）数字技术对监督信息的整合
信息是监督行为的必要前提。没有信息，监督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通过数字技术将监督信息联动起来，是提升监督质效的有效举措。S市在基层监督的实践中十分注重整合监督信息。
首先，文书档案数字化助力纪检监察信息的系统集成。S市各地为1万多名监督对象建立了监察数据库，做到应建尽建，并且做到了信息的及时更新。此外，S市还构建了全方位的文书模板信息库，将每项权力运行事项进行规范化的线上留存，以备监督检查、分析研判等。
其次，线上数据的流转推进基层监督。S市在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实现了信访办理、问题线索处置、案件审理等业务的信息流转，变“人员跑”为“数据跑”，使权力流程更加规范化、简便化。同时，平台业务报表填写简明清晰。通过数据库关联，平台可以将自动生成的审查调查结果直接嵌入监察对象的廉政档案，使办信办案工作人员无须重复录入，切实为基层工作“减负”。
最后，跨部门数据共享提升基层监督效能。S市的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通过信息集成和系统整合，打破不同信息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将原先分散在各个系统的数据集中到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实现了数据的全面共享，为基层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统一的信息管理和服务。一方面，S市的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可实现纵向上下联通。向上，乡镇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与县、市级信息平台联通，实现与巡察机构、委机关、派驻机构信息互通，提高了办公效率和管理水平；向下，平台延伸至村一级，拓展微信、钉钉等在线举报功能，以方便群众和纪检监察信息员监督，形成了监督“天网”，打通了基层监督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S市的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可实现横向部门联通。S市借助数字技术，将农村“三资”监管、惠农补助发放、脱贫攻坚、工程建设等数据联通至基层公权力监督平台，有效地丰富了监督信息，提升了监督效率。

 
六、结论与讨论
数字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向。当前，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都在探索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在基层监督实践中，数字技术的运用更有必要，因为它可以通过全过程监督、实时监督和信息共享与整合等方式提升基层监督质效。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对基层监督体系的形塑效应不仅应体现在对监督对象的权力约束上，还应体现在对监督主体监督权行使的约束上，从而形成双维控权体系。数字技术本身内涵的在线化与行为留痕机制为双维监督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得以形塑基层监督体系，关键在于对科层组织内监督力量和监督信息的有机整合，并给予监督聚焦性和透明性。
数字技术对基层监督体系的形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权力约束一般性理论的发展。第一，为集约式权力监督提供了可能。所谓集约式权力监督，是指多种监督方式的综合监督。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以权力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方式，形成权力监督体系，以权力监督权力，以责任的履行倒逼公权力的规范行使，发动群众和社会力量进行权力监督以及通过设定权力的范围和权力的流程约束权力，保障监督权的规范运行。第二，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这是因为数字监督平台本身具有聚合效应，可以较好地融合上级监督、下级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上级、下级、民众的监督闭环，破解强监督体制下较难监督监督者的问题。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基层权力监督不能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因为国家治理需要弹性和韧性，数字监督的刚性会压缩公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使行使公权力的主体无法很好地进行治理创新。换言之，过强的数字监督会降低权力运行效率，造成制约与效能的失衡(周义程、胡雯，2021)。因此，我们要合理地看待并审慎地运用数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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