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钦定的《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朱元璋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充分贯彻了其“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吏治思路，凡涉案者无不遭受重刑，株连甚广。“郭桓案”被世人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时人与后人多有认为该案过于严酷。这种论调属于空泛的皮相之论，没有深入到历史的实相当中去。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议题，“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也就是要同步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是朱元璋一朝的经济基本国策。洪武元年，朱元璋晓谕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朱元璋多次减免各地赋税劳役，鼓励百姓垦荒，官给牛种，兴修水利，移民垦边。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范围内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朱元璋发现，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有几个问题严重干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

　　一是勋功贵族日益扰乱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朱元璋建国后，论功行赏，封赏百官，勋功贵族封田遍布天下，尤其是国家富庶之地。但是勋功贵族多有违法犯禁的行为，甚至“所赐公田庄佃，多依势冒法，凌暴乡里”，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工部铸造铁榜申诫公侯，列举了“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亲属人等依势凌民、侵占财物者”等多种违法犯禁的情形及处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