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彰显了中央整治“带病提拔”顽症的坚定决心。

　　“带病提拔”自古有之，各个朝代选拔官员方式、整饬力度各异，防止“带病提拔”的实效也不尽相同。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当代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常态的道德教育是防止“带病提拔”的首要前提。明朝朱元璋注重对官吏廉洁的教育，登基伊始就谆谆告诫官吏：“现天下刚定，百姓财力乏困，比如初飞之鸟不能拔其羽毛。”还把农民的痛苦编成《醒贪简要录》赐给官吏，唤醒官吏的良心，收效明显。防止“带病提拔”，必须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要求为政者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不染病。

　　第二，健全的法规制度是防止“带病提拔”的重要保障。制度机制最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中国古代有重典治吏的传统，历代统治者大多都重视法规制度建设。从宋初赵匡胤颁布治贪政令，到明朝朱元璋修订《大明律》，都是制定一系列制度使官吏不想“带病”，更不敢“带病”，以此达到防止“带病提拔”的目的。只有从制度建设入手，织密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之笼，并加大制度的贯彻执行力度，才能有效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第三，严格的监督问责是防止“带病提拔”的关键之举。明朝初期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并发动民众广泛参与监督，对发现的“带病”官吏严加惩治，还加大责任追究，对后台连根拔起，起到了防止官员“带病提拔”的有效作用。实事证明，只有有效的监督问责，才能有效防止“带病提拔”；离开了追责，再严历的制度也会变成“纸老虎”。因此，防止“带病提拔”需要不断加大监督力度，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体系，对出现“带病提拔”的实行零容忍、动真格，使监督更有效，追责更有力。

　　第四，良好的政治生态是防止“带病提拔”的根本之策。良好的政治生态能够及时驱散政治雾霾，防大病、去小病，治未病。宋、清后期，统治者暗弱无能，很多“带病”官员以各种方式积极上位，得势后构建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导致形成了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带病提拔”变成了常态。而明朝初期高层统治者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大力褒奖廉吏，营造了良好的官场氛围，廉洁清官则随处可见。由此可以见，政治生态好，“带病提拔”则无所遁形；政治生态坏，吏治腐败则不可避免，官员“带病提拔”更是必然趋势。当下，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必须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始终坚持“二十字”好干部标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作者单位：枣阳委组织部)